丁真并非是藏族審美中的帥小伙。一位1980年代曾在西南民族大學學人類學的藏族大姐和我聊起丁真的走紅：“丁真正被一種他者的眼光所凝視。”

對我來說，寫張愛玲最大的困難，在于我默認一群怎樣的讀者。 （本文首發于《南方人物周刊》2020年第31期）

當下記錄的手段是最多的，但產出卻是最少的。讀庫能堅持把閱讀定位成對讀者的冒犯，用一以貫之的敏銳、不討好、冷靜熱情生存下來，十分珍貴。

趙崢老師已經七十多歲，是那種看稿、改稿都要打印出來手寫的老派學者，可依然對青年人的網站有著各種真誠的好奇。

若你也像我，偶有成為人生孤軍之嘆，愿以謝晉元將軍之言相勵，“生死存亡，在乎自我。能奮斗，能犧牲，即能生存，舍乎此則亡。”

這是一個怪圈，一方面任何創作者都希望傳播，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更多人看到，希望閱讀數十萬加、百萬加，但另一方面，更多的讀者，永遠意味著更多的審視、更多元復雜的觀點碰撞。這種給更多人帶來痛感的觀念撕裂，并不起之于疫情，卻隨著疫情以及后疫情時代的國際社會變局，被放至最大，思考迅速被情緒取代。有時候人們甚至來不及真正讀完并理解那些觀點，就已經選擇了擁護或憤怒：你站在這里，我站在那里，所以你我就是敵人。或者他們站在這里，那我也要站在這里……這似乎是比疫情更讓人擔憂的文化處境。 （本文首發于《南方人物周刊》2020年第25期）